月亮花兒開——唱給母親的歌

月亮花兒開——唱給母親的歌

　　我的母親，一位含辛茹苦在山村里長大的農家女兒。
　　母親出生在山西原平市上莊鄉都莊村。那里是被人們稱作“梨鄉”的同川。同川產黃梨、油梨、香水梨，也有笨梨。梨的味道很特別，吃到嘴里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韻味，在久遠的年代里享有盛譽。山西人都知道原平梨，而所謂原平梨，指的就是同川梨。
　　同川產梨，但那時的農家并不富裕。糧食年年欠收，梨也不值錢。我的外祖父沒有幾畝地，主要靠給財主們做工掙吃喝。外祖母是小腳，一雙腳被纏裹得不能再正常站立，在我的記憶里她總是在院里爬來爬去地干活，膝蓋下綁著兩個鐵片。母親也從小被裹腳，所幸后來不裹了，成了一雙“蘿卜腳”。姥姥家的場院里有一棵棗樹，我每次跟隨母親去看望姥姥時，吃得最多的就是棗和糠磨成的面蒸的糠窩窩，或是煮熟的一大鍋笨梨。母親是在名副其實的吃糠咽菜中長大的。
　　母親18歲時騎著一頭小毛驢翻過村莊北面高高的一座大山，嫁給了我的父親。這里是一個比都莊小很多的小山村，全村只有不到50戶人家。同川人把這里叫山上，而村子雖小也有名字，叫新莊。新莊不產梨，卻產檳果，有滿山遍野的果樹。新莊地多人少，地雖不肥，但高粱、莜麥、谷子、糜子等五谷雜糧和山藥蛋還吃得飽肚子。母親的一雙“蘿卜腳”踏上了這塊土地，慢慢地，說話的口音也變了，原先的同川口音變成了山上的口音，人也變成了新莊人。
　　我的父親1939年便加入了共產黨，隔年又參加了共產黨的地方抗日工作，成天和鬼子周旋，不是去打鬼子就是被鬼子追著跑。在我十歲之前的記憶里，父親很少回家，給我留下印象較深的也就兩三次。
　　母親說，生我的時候父親就不在家。奶奶掀起炕席將一堆黃土坷垃搗碎了，母親就在那一堆黃土里生下了我。我的名字是爺爺和二叔起的，只是個讀音，沒有任何文化的意味。
　　母親說，我生下來時家里連一塊可以包裹我的破布都沒有，只找到一塊一尺多大的舊羊皮，我就是裹著那塊羊皮在母親的懷里開始我生命的歷程的。
　　母親說，生下我半個月頭上，日本鬼子來了，一家人忙往山里逃，二叔抱著我，跑出五六里地，才發現我被頭朝下抱著，臉都成黑紫的了，居然沒死。
　　母親說，1942年的一天，日本鬼子又進了村，殺了13口人，我們家的房子也被燒了，鬼子把沒有跑走的人趕到一起訓話，母親和奶奶都在其中。母親懷里抱著兩歲的我。一個鬼子看見了我，硬把我從母親手里抱了過去。母親嚇得渾身發抖，說不出話來。奶奶就跑到鬼子面前不停地說：“娃娃要吃奶，娃娃要吃奶。”那鬼子好像也沒有要把我挑到刺刀尖上的意思，居然發了慈悲之心，把我還給了奶奶。母親說，我的命是奶奶從鬼子手里要回來的。而又把我的僥幸歸結于我那時長得很可愛，誰見了都喜歡。每每說起，我便會感受到她那一片母愛的真切。
　　母親好像就在抗戰后期也加入了共產黨。在我記事之后，母親常帶我去村里開會，有時還會聽到母親小聲地哼唱一首歌——

槐樹開花碎紛紛，
當兵要當八路軍。

八路軍來了燒開水，
日本人來了埋地雷。

　　母親確實曾是共產黨員，而且好像一直在交黨費。直到1953年，我和母親跟著父親到了陽泉市一個省勞改局管的煤礦，有一天，我聽母親問父親：“不在村里了，黨費怎么交？”父親說：“算了吧，你那個黨員，要不要也就那么回事。”從此，我再也沒聽母親說過黨員的事。但在許多年里，我的履歷表中，一直填寫著母親是共產黨員。
　　我記憶中，還有一件記得清晰的事是在我五六歲時的一次“逃反”。“逃反”是那時村里人躲避戰亂的專用詞語。日本鬼子來了要“逃反”，閻錫山的部隊來了也要“逃反”。那一天傍晚，一家人正在做晚飯，村里突然傳來了喊叫聲，讓趕快跑。不知是日本人來了還是閻匪軍來了。頓時，街上的喊聲叫聲腳步聲響成了一片。母親帶著姐姐和我，跟著爺爺奶奶便跑出了門，隨著人群朝陽坡山方向跑去。出了村，天已完全黑了下來。母親是“蘿卜腳”，跑不快，慌亂之中，便和爺爺他們跑散了。到了陽坡山河漕對面的“死娃子溝”口時，附近連一個人影都沒有了。母親便抱著我，背著我姐姐，摸黑向“死娃子溝”走去。這是一條村里人常埋死娃娃的黃土深溝。據母親后來說，以前人們“逃反”時也常到這里來藏身，但那晚這溝里卻寂靜異常，聽不見任何響動。母親說她當時好害怕，溝里沒有路，我們母子三人走著走著，突然掉進了一個被水沖成的茅廬圪洞。好在那洞里沒有石頭，都是黃土，三個人都沒碰傷。母親不敢再往溝里走了，從洞里爬出來便又領著我們往溝口上返。出了溝口是河漕，也有了路。沒走多遠，聽到前方有叮叮當當的響聲，聲音不大卻清亮，那是煙袋鍋與火鐮碰撞的聲音。聲音很熟，一聽便知道是爺爺。原來爺爺也正在到處尋找我們。那個時刻找到了家親人，母親總算找到了依靠。爺爺領著我們繼續往前走，去找村里的人們。在陽坡山下的一片布滿巨石的地方，終于聽到了人們的說話聲。爺爺找了一塊大石頭，石頭下能遮蔽風雨，我們母子三人便在這里安頓下來。那個晚上我依在母親身前，好像一直都沒睡著。到黎明時分，對面山頂上有了亮光，但我心里仍很害怕，總覺得那山頂的亮處都爬滿了人，拿著槍，在眼睜睜地望著我們。這一個夜晚到頭來卻是虛驚一場，只是給我刻下了一道深深的記憶。后來每當回憶起來，就會想到背著姐姐抱著我摸黑走在“死娃娃溝”里的母親。
　　之后的日子便平靜下來。我們小小的村莊成了共產黨縣政權的所在地。
　　母親用一塊藍色的布，包了爺爺奶奶用小米從貨郎那里換來的紙墨筆硯，送我上了村里的小學校。
　　土地改革開始了。父親在崞縣神山村一帶搞土改，把母親和我也接到那里去住。但土改隊常是用繩子拴著一群地主老財轉移地方，我們也跟著從這個村跑到那個村。在一個叫野莊的村子里，母親得了傷寒病，病得很厲害，但父親根本顧不上管她，我便和母親相守著，每天為母親做飯煎藥。母親對我說：“娘怕是要死了，要死在這個村里了。娘想死在老家呀。”有一天，閻錫山的隊伍追來了，村干部把病中的母親藏到了地窖里，一個戰士把我領到一個山洞，在洞口擺了幾顆手榴彈。我在這里頭一次看到了打仗。閻匪兵被打跑了，我們趕快回到村里，把母親從地窖里攙出來。直到這時，父親也沒能回來看看母親。冬天來臨時，這一帶的土改結束了。踏著冰雪，父親又把我們送回了老家。
　　二叔成家后，爺爺和他的兒子們分家了。我父親名下分得了十多畝地，地由村里人代耕，因為我父親在縣里工作，我們是干屬。爺爺和叔叔們也幫著母親做地里的營生，但一家人畢竟不再在一個鍋里吃飯了，家里地里的事自然地要由母親和小小的我來擔當。春天里，母親常常領著我一起去河灘里去拾地皮菜，到地里去挖苦菜，刨小蒜；莊稼長出苗了，母親會領著我去摘苗；豆角能摘了，我們又會一起去摘豆角；莊稼該收了，母親也要和我一起去地里與爺爺叔叔們刨山藥，掐高粱穗、谷穗……
　　山里的冬天很冷，母親每天總是起得很早，在灶火前把我的棉腰子烤得暖暖的，才叫我穿衣；我夏天上山打柴，母親總是眼巴巴地望著對面的山頂，直到看見我的身影，一顆心才會放下；我打柴回來，母親會為我準備好一碗又涼快又解渴的糜子粉看著我吃下；我在地里打到“瞎佬”，母親會在灶火里將它烤熟，再用碎碗片將烤焦的地方刮掉，香噴噴地拿給我吃，她卻從來不舍得吃一口……
　　終于有一天，父親和一個穿著軍裝的公安戰士牽著兩匹高頭大馬回到了村里。第二天，母親和我，還有妹妹，騎著馬到了崞縣城。
　　在崞縣城里，我們住了一年多的時間，父親突然被調往太原工作，于是母親和妹妹又要回到了村里，而我要上學，父親便決定把我一個人留在縣城里繼續上高小。父親找來一塊舊棉毯，母親把那棉毯縫成一個包，向房東討了麥秸，裝成了一個厚厚的草包，便是給我鋪的褥子。父親安排我住了校，又給學校背去一袋小米，最后為我買了一罐子咸菜。我就著不久便長了毛的咸菜，吃著學校一成不變的高粱面塊壘和小米飯度過了一個學期。　那年我十二歲。放暑假的時候，舅舅來接我，說是父親又被調到陽泉一個勞改煤礦工作，要我們一家去那里。我和舅舅先回到村里，這時，我已經幾個月沒換過衣服，沒理過發，又黑又瘦，邋遢得像個叫花子，母親一見我便哭了。不知她的兒子怎么變成了這副模樣。又看我頭上癢得不停地用手撓，忙找來篾梳給我梳頭，頭上的虱子便叭拉拉地往下掉。我在母親的淚水中把那些胖乎乎的小東西用指甲在炕席上擠，擠得血花四濺！
　　我們一家在陽泉蔭營煤礦又是只住了一年半時間。1954年春節后，父親又奉命調回省公安廳工作。母親和妹妹又被迫回了老家，而我又一次一個人被留在蔭營村里上小學的最后一個學期。因為有了上一次的教訓，母親臨走時為我準備了換洗的衣服，還有肥皂和一把梳子。“少年不識愁滋味”，我又住校了。很快，一個學期過去，我拿了畢業證，只身步行到陽泉，買了火車票，到太原找到了父親。不久，又順利地考進了太原三中。從此，我每到放假，便回老家看望母親和妹妹。到了1956年，父親終于把母親和妹妹的戶口轉到了太原。我那時住在學校，父親在一個原平老鄉的院里借了一間房。那房破得不能再破，土墻和屋頂都用舊報紙糊著。母親說，夜里墻上的臭蟲爬，滿屋子沙沙響，頭頂上有老鼠來來回回地跑，直擔心掉下來，一輩子也沒住過這樣破的房。好在沒多久，父親又被調到太原石碴廠工作，這也是一個勞改局下屬的廠子。父母親和妹妹在這里有了兩間平房。這是父母親一輩子住過的最好的　最寬敞的房子了。
　　然而命運好像專與母親和妹妹過不去。到1962年，城市里壓縮人口，搞“六二壓”，母親和妹妹又一次被壓回了老家。
　　也就是在這一年夏天，我欠了母親一筆感情債。
　　我寫信給母親說，放了暑假我就回老家看望她和妹妹。放假后我如期上路，在原平下車后便興沖沖直奔滹沱河邊而去。但到了河邊，我一下子傻了眼。河面上，渾黃的大水一眼望不到邊，許是前一天上游剛下過大雨。平日里河水小的時候，河邊上常有光著屁股的背河人，但這樣大的水，連背河的都沒了影。我肯定是過不了河了。于是便回到原平找了個小店住了下來。那小店院里有幾棵高大的楊樹，傍晚，樹上落滿了烏鴉，叫個不停。叫得我心里亂糟糟的。好不容易過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起來，我又趕到滹沱河邊，盼望大水能退去。但我又失望了，河面上的水好像依然如昨天。我在河邊站了很久，最終決定還是先回太原再說吧。回到太原住了幾天，我突然不再想回老家了，于是便給母親寫了一封信，告訴母親這個暑假我不回去了。我當然想不到，就在這幾天里，母親卻經歷了一次想我、盼我回去的刻骨銘心的精神折磨。
　　母親在后來不知多少次地和我說起那些日子里的心情。
　　她說，頭幾天她先是站在大門前的楸樹下等我，后來便到老爺廟邊的河坡子上等我，最后幾天她竟邁著小腳走到南梁山下等我。那里有一塊胡麻地，她就坐在地里，兩眼望著南面的坡梁，望啊望啊，忘記了口渴，忘記了肚餓，眼睛都花得看不清東西了，始終看不見我的身影。有一次，她終于看見了一個人匆匆地走來，她相信那就是我，便喊著我的名字趕緊迎過去，但那人并不是我，是村里的槐秀……母親說，她從來沒有像那年那樣地想過我，連她自己也說不清是為什么，想得讓她心疼，讓她丟魂落魄，想得神情恍惚。
　　我相信母親的話。每當母親提起這件事，我總是默默地聽著，默默地愧疚。因為那個假期后來的日子里，我本是能回去的，我卻沒回。我深知，我欠了母親一筆永遠不可彌補的感情債！
　　1995年初冬的一個夜晚，母親因糖尿病和高血壓在太原去世。妹妹在電話上說，母親感到頭暈，便說想躺一會兒，半個小時后妹妹去看她時，母親已無聲無息地走了。我連夜驅車奔喪，進門后看到母親安詳地躺著，好像在對我說：“娘走了，沒給你們添半點麻煩。”我和妹妹要給父親做早飯，我打開鍋蓋，看到的是父母親前一天吃剩下的幾個豆腐渣團子，上面還留著母親的手印。我知道這是母親從街上一位賣豆腐的老鄉那兒討要的。吃糠咽菜長大的母親，一輩子也沒改變那農村生活的習慣。
　　母親去世后，我總是常常想到我欠下母親的那筆感情債。有一天，我好像又看見母親一個人坐在胡麻地里等我的情景。想到母親一生最愛穿一身藍色的衣衫，有一個瞬間，那藍色和胡麻花開的藍色在我的腦海里融成了一片海，那海似乎就是母親。由此，我忽然想到，我應該為母親寫一首歌，以寄托我對母親的哀思。于是，便寫下了《胡麻花開》這首歌——

胡麻花兒開，
藍藍的一片海，
山嶺靜悄悄呀，
天上云朵白。
夢中的媽媽喲，
天邊走過來，
身穿著藍藍的衣裳，
化作藍藍的海。
哎……哎……
藍藍的海呀你幾時
你幾時飄過來。

胡麻花兒開，
藍藍的一片海，
小河靜靜流呀，
河中映霞彩。
夢中的少年喲，
山上飛下來，
身穿火紅的衣裳，
飄向藍藍的海。
哎……哎……
夢中的少年飄過來
飄向藍藍的海。

　　我把這首歌詞寄給了幾位作曲家。其中一位湖南籍的作曲家為之譜了一曲，我感到還不錯，適合宋祖英演唱。于是， 我便將此歌托海政歌舞團作曲家付林先生轉交給她，希望能成為她的演唱曲目。從內心來說，我對此事并未抱多大希望，這件事很快也就忘記了。直到幾年后的2000年秋，有一天，我突然接到珠江電影制片廠的一個電話，說是他們拍了一部電影，想約我寫一首主題歌的歌詞。因為他們聽了宋祖英最近唱的一首歌，是我寫的詞，叫《月亮花兒開》。他們想讓我就按這種格調來寫。我想了想說，我沒寫過《月亮花兒開》，是否搞錯了？我請他們再核對一下，如果確實是我寫的，我可以接受這個任務，如果是別人寫的，還是請別人寫最好。事情就這樣擱下了，再無音訊。但幾天后，有同事告訴我，央視播了空政歌舞團易秒櫻的MTV，叫《月亮花兒開》，拍得還不錯，是我寫的詞。這一次我認真了，突然想到是不是我那首《胡麻花兒開》有人給改了名？于是我便到音像店去找，在宋祖英的一個視頻專輯中我發現了一首叫《藍藍的一片海》的歌，我便想起我那首《胡麻花兒開》的第二句就是這句詞。我買下了那張光盤，回家在電腦上一看，果然是我的那首歌。曲子很好聽，卻不是那位湖南籍的作曲家寫得那首，署名羅浩。而光盤上我的名字中的一個字卻寫錯了。之后，我又陸續從宋祖英的幾種專輯中都看到了這首歌。但顯然這些盤都是盜版的。
　　2000年底，我去參加第六次全國文代會。會議開始前，我在會場里見到了谷建芬，閑談中我說，宋祖英唱了我一首歌，也沒跟我打個招呼，專輯上把我的名字也弄錯了。谷建芬問是哪首歌，話音未落，大會堂的廣播里就正巧播出了宋祖英演唱的《月亮花兒開》，我說：“就是這首。”谷建芬說：“走，我和你去找她。”但不巧，找了半天，也未見到宋祖英。第二天上午，還在人民大會堂。剛進會場，我就看到宋祖英坐在那里，于是我便又請谷建芬和我一起去找她。宋祖英很客氣，對我說，她很喜歡這首歌，曲子是他愛人羅浩重新寫的，為更便于流傳，把歌名改為《月亮花兒開》。她用這首歌做了兩個音樂電視片，并以此歌為名出版了CD專輯《月亮花兒開》。又說，她還把這首歌給了她的好姐妹——空政歌舞團的易秒櫻，也拍了MTV。還有多名歌星都翻唱了此歌。正說著，許多人圍了過來與她照相，談話沒法繼續下去了。她便將她和羅浩的電話寫在了我的名片上，說讓我打電話給她，其他的事情電話上說。但我卻一直沒有給她打電話，因為在她正版的專輯上我的名字是對的。而且不久著名作曲家、原中央音院院長黎英海先生為這首歌寫了鋼琴伴奏，在《歌曲》雜志發表，署名也改了過來。
　　后來，我陸續從網上下載了易秒櫻、李槿、謝桂琴等人演唱的錄音和視頻，還看到有人將這首歌編配了舞蹈。我想，我應該感謝宋祖英夫婦，他們和我一起完成了我心中的那個夙愿；我又想，那些歌手們也許只是因為這首歌的曲調好聽才來演唱的，恐怕只有我知道這是我寫給母親的。
　　這些年來，每當想起母親，我就會打開電腦，戴上耳機，靜靜地聽她們的歌唱，一遍又一遍地聽，讓我的心在歌聲中悠悠地飄蕩，飄蕩，飄到老家，飄到南梁山下的藍藍的胡麻地里，也會飄得很遠很遠，去追尋母親的身影……
　　母親，我含辛茹苦的母親，您聽得到兒子的思念嗎？
　　我一次次熱淚盈眶……
　　母親，是一個永恒的歌唱主題。
　　從詩經中的《凱風》始，到現今的詩作中，不知有過多少歌頌母親的作品流傳，唐朝詩人孟郊《游子吟》中的一句“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”，已成為千古絕句。
　　我在寫完《月亮花兒開》后，總感到意猶未盡。母親一生中對我的情與愛，像是飄浮在時空里與我不離不棄的一種游絲，總會在突然之間便又纏繞在我的心頭。而現實中每天都能看到和感受到的母親們，又總會讓我從他們對兒女無私的付出中想到我的母親。于是，有一天我突然感到一陣沖動，又一口氣寫下了一首叫做《媽媽》的歌詞。

我念過的頭一本書媽媽還留著，
我身上的頭一塊傷疤媽媽還記著，
我穿過的頭一件衣裳媽媽舍不得丟，
我赤條條頭一張照片常讓媽媽偷著樂。
媽媽生下我，媽媽哺育我，
夜里怕我冷，白天怕我熱，
媽媽為我急，媽媽為我忙，
我惹媽媽傷心的故事媽媽今天笑著說。

我咽下的頭一口飯是媽媽親手喂，
我玩過的頭一個布娃娃是媽媽親手做，
我上學的頭一天是媽媽把我送，
我畫下的頭一張畫讓媽媽笑得淚花落。
媽媽生下我，媽媽哺育我，
菜給我留著，錢給我攢著，
媽媽為我苦，媽媽為我活，
我將媽媽無私的情愛唱成最美的歌。

　　這首詞里有我母親的影子，但更多的是天下每一位母親的點點滴滴，很可能正是這些看得見的、感得到的點點滴滴才和天下所有的母親及兒女之心相通相融，所以，此作發表后便有好多人為之譜曲。我最先聽到的一首是天津歌舞劇院指揮董俊杰譜的一曲。天津市音協要將這首歌報送中宣部參加“五個一工程”評獎，董俊杰和天津音協的曹德森先生專程跑到我北京的家中，來征求我的意見。董俊杰是山西人，他對我說，他將這首歌交給了山西省歌舞劇院的男高音馬嘯演唱，馬嘯看著歌譜唱著唱著便哭了。他又說，這首詞中所寫的那些事，會讓每個人都產生共鳴。第二年，我在參加忻州市一個歌曲創作會上見到了馬嘯，說起這首歌，他證實了董俊杰所言，他說：“這首歌真的讓我哭了一鼻子！”
　　后來，青島市的宋小兵把這首詞譜成了一首少兒歌曲，一時間，很多小歌手都選唱這首歌，有張睿、趙雯羽、趙天鴿、楊圣璽、李枝晴、曲文馨、李宇淇等，或出歌集，或拍攝DVD，有的家長還特地為我送來光盤和唱盤。從他們的言語中，我明白了，實際上不是孩子們特別喜歡這首歌，而主要的是母親們喜歡上了這首歌。可能是這首歌唱出了一點母親們的心聲。
　　1998年，我還寫過一首關于母親的歌。那年，大同煤礦忻州窯礦的共產黨員卜宗亮成了全省的先進典型，省委組織部決定要拍一部電視劇，其中有他因忙于工作不能回去看望他的老母的一段感情戲，要一首插曲，讓我來寫歌詞。還是一首兒子唱給母親的歌，我當然又想起了我的母親。我用我的感情寫了他，也寫了天下兒子們的感情，我感到寫得比較理性。歌名叫《喚一聲親親的娘》。

喚一聲親親的娘，
又見那苦菜花兒遍地黃，
一支動情的歌，
默默對你唱。
娘帶我來到世上，
用香甜的乳汁把我喂養，
給我跳動的心，奔騰的血，
給我生命長長。
假如我的生命是滾滾的黃河，
你的乳汁就是昆侖山下第一滴瓊漿。
啊，跪乳之情，地老天荒。

喚一聲親親的娘，
再把娘的情愛細品嘗，
一句滾燙的話，
默默對你講。
娘帶我來到世上，
用深深的親吻寄托了希望，
盼我穩穩地走，快快地長，
盼我人生輝煌。
假如我的人生是巍巍山岳，
你的親吻就是歲月里四季的陽光。
啊，娘的情愛，地老天荒。

　　電視劇中的這首歌，由陜西省的作曲家陶龍譜寫。但此劇只在山西電視臺播放，沒有多大影響。后來我將詞發表，著名作曲家鐵源為其譜了曲，曲子很深情，也很好聽，由王鳳云錄了音，我給鐵源先生寄去，他說錄得不錯，很喜歡。后來又先后有周也程、雷維模等譜曲發表。周作多次在音樂會上演唱，雷維模的作品還獲了全國婦聯“母親之歌”征歌創作獎，并在他的作品音樂會上由女高音賴麗演唱，后又編入其歌集和光盤出版。
　　母愛之偉大，千萬支歌唱不盡。我的這幾首小歌，當然也承載不了母愛之厚重。但作為一個歌者，豈能沒有歌唱母親之作？
　　撿拾歲月里深深淺淺的腳印，拾起的是往去的故事，看到的是慢慢變老的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