血 型

此刻，我倚在手術室外間的門邊，透過屋中隔墻的大玻璃窗，望著頭冒虛汗、雙目微閉、臉色寡白的他，心靈一陣顫栗……

他是個滿腦殼子紅薯砣砣的人。那名字就顯得又土又俗—余富貴。

雖說我們同年、同鄉、同學，又同時招工進礦，可我從心底里看不起他。我們兩家只隔一條小河，但我是縣城小居民，他是公社小社員。我能說一口基本標準的普通話，還能寫幾句詩呀快板呀什么的。他呢，只曉得沙坡土種西瓜，死黃土種紅薯，說話也是一口道道地地的鄉土腔，在女同胞面前也不會換換調子。我妻子第一回聽了他說話，“咯咯咯”地笑了半天，問我：“你們老家是說這種話呀!你會說么?”我聽了直臉紅——那時我們還沒結婚呢。

人家說，就是同一件工作服，在我們身上也會產生不同效果……

進礦不久，我就當了文書。每月下十來天井，余下的時間在隊部辦公室里算工資、發工資、領發勞動保護用品，寫廣播稿、辦宣傳欄……儼然是個坐辦公室的人了。

他仍在工作面上當大工，從不缺勤，干得很起勁。別人夸他，他就羞羞地笑，似乎很滿足。

有一回，他為搶救工作面負了傷，打脫了好幾顆牙齒。我勸他到長沙大醫院里去鑲磁牙——那不至于過分影響美觀。他卻結結巴巴地說：“不……不合算，來回路費都要十幾塊。雖說是公家出，也是錢哩!”終于在縣里鑲了口亮晃晃刺眼的假金牙!開發票時，他又極力聲明：“有一顆是我讀初中時爬樹絆脫的……”

只有他才這么呆!

可呆人有呆福，他很有些官運：當勞模，入黨、升值班長、副隊長，去年又升了區長，作古正經的正科級，管著全區兩千多職工。

幸虧我從小看“ 三國”，雖然心里不太看得起他，從來也不露到臉上。我們處得不錯。我沒有得罪過他，他當官了自然也不會虧待我這個老鄉……

可是，三個月前礦宣傳科要調我去當新聞于事，他卻不放，說工區正需要我這號人，要我到局“采掘隊長培訓班”去學習。誰不知道煤礦最累的是采掘隊長!出牛馬力，當芝麻官。管屁大事，受兩頭氣。我是那個材料么?哼!給我升兩級工資我也不愿干呢……

轉機來了；他考取了干部行政管理學院，學制四年，享受本科畢業生待遇。他的好八字真使我眼紅!我高興地在床上翻了好幾個斤斗，他要去深造了，還會硬把我拴在采煤隊么?

我在辦公室里找到了他。東拉西扯地談了兩個多小時。談家鄉的小河，談區里的新聞，談當年同學時的軼事……就是沒談我要談的事。我想讓他起頭，他卻好象沒這事一樣，真急人!我看看表，已經十點多啦；再望望他那張橢圓形的臉，竟無一絲歡欣的波紋!我憋不住了，問：“富貴，何時走啊?”

“走?到哪里去?”

“上大學啊!”

“唉，局里王書記找我談了一個通宵……”

那腦殼里的紅薯砣砣又作怪了。談一個晚上?要是我，十個晚上也不行!我追問：“那你打算怎么辦?”

“以后有機會再說吧。”

“再說，說個屁!現在誰不想撈個文憑?書記說幾句‘煤還是要出的，不能都丟下工作去拿文憑’，你就當圣旨了，白白地把這么好的機會丟掉，真是天字第一號大傻瓜!”這些話我都沒說出口。我知道，說也沒用，他是個一頭撞斷了電線桿也不回頭的犟角色。我嘆了一口氣，怏怏不樂地回家。他跟著我下樓，似有話說，卻又不開口，默默地陪著我走。

驀地，一個白色的身影飛奔而來，腳步聲攪碎了夜的寧靜。近了，原來是一位面生的年輕護士。

“出什么事了?”他問。

“有人急病，要動手術，急需輸血，我去找廣播員……”

“什么血型?”我問。

“A型。”

“我去!我是0型!”他急急地向醫院走去，又回頭看了我一眼，那目光似乎是問我什么血型，能不能同他一起去……

男人的血是寶貴的。我才不去冒那個傻氣呢：“我……唉!B型……”

我趕快溜走了。

真是見了鬼喲!此刻，我又氣喘吁吁地奔到了手術室，無力地倚在門邊，木然地望著里間——那手術臺上躺著的竟是我親愛的妻!我的血液本來也是O型啊……

屋里突然忙亂開了。靠墻坐著養神的他倏地站起，走到手術臺邊，捋起衣袖，將胳膊伸到外科大夫面前，要求第二次輸血。

那只胳膊被推開了。

我的心一陣發緊，全身感到冰涼，周身的血液好象馬上就要凝固了。我惶恐、羞愧。我顫抖。我應該把屬于自己的那一份萬能血液，獻給那些配占有這種血液的人們。

顧不得多想，我用發抖的手推開門，捋開呢料的衣袖，把胳膊裸露出來。我低著頭朝里間屋沖去……

為了救她，也為了救自己！

（作者：謝春陽）